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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偏南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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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侯孝贤的罪恶感从何而来?  

2008-12-08 08:46:16|  分类: 电影艺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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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角七号》的走红,带动了拍摄地点垦丁的海角热。于是金马奖执委会在金马奖颁奖典礼前,举办了一场“电影?城市营销的最佳推手”研讨会,邀台湾侯孝贤、香港吴思远、大陆黄建新、南韩金钟学四位导演,不料开场的侯孝贤炮声隆隆,痛批不该“本末倒置”,并语重心长地说:“电影打造城市?难吧,导演拍片不该先想到这个,电影拍得好才会吸引人,一开始就让导演想那些,会有反效果。就算电影把观众叫来了,又怎么样?《悲情城市》让我有罪恶感,九份(《悲情城市》的拍摄地点)原本那么漂亮,以前留下来沥青的屋顶,老街平房,拍片之后的两年内,大家都来了,买房子,为抢景观加高楼台,乱成一团”。

可见,侯孝贤的罪恶感来自于两个层面,一是拍电影,不应该先想到“电影打造城市”的问题;二是电影即使是起到了城市营销的推手的作用,但他同时也是城市文化的杀手。正是由于电影把观众叫来了,地方特色也消失了。

再有就是《海角七号》,它不仅为拍摄地点垦丁带来了旅游热潮,据说该片还是具有较强烈政治内涵的片子,由于我们对台湾的历史和文化不如台湾人体会的那样深切,所以也未必能受“毒害”,也就是影响我们。但我思考的是,为什么有强烈政治思考的影片却能获得那样高的票房?

综合《悲情城市》和《海角七号》的经验,我们先不考虑他的城市杀手作用,因为本文重点不在于电影作为城市营销的推手的作用,但他同时也是城市文化的杀手的问题,这属于“意外”,而是在于“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起到了“城市营销的推手的作用”。本文仅仅就《悲情城市》并没想起到城市营销的推手的作用,但他却起到了,《海角七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却将自己的政治色彩隐藏得很深,既创造了台湾的新票房,还带动了拍摄地垦丁的旅游产业。

客观的说,这两个作用,带动产业、宣传政治是我们很多影视人所力图追求的,但往往事与愿违。在侯孝贤看来的罪恶感,对我们这些人来讲,则是荣誉感,我们看来的繁荣,而在他眼里却是一种破坏、是一种摧毁。这样的“罪恶”效果,为何正是我们很多的影视剧所追求,但又达不到的目标。一个《悲情城市》却能让我们那些试图宣传某个产品或城市的片子往往事与愿违?

文艺作品,不论作者和观众是否愿意,作品都有自己的思想、意识、理念、甚至于政治和经济的目的和追求,为什么我们的一些追求却很难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我们应该从《悲情城市》与《海角七号》中得到的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试图通过艺术作品来宣传,不论是企业、产品、还是景点,作品首先应该是艺术。而不能时刻牢记我要做什么。

我以前曾写过一篇《想挣钱,先离钱远一点》的博文。其实想当官,也一样,要先离官远一点。这就引申到不论想宣传自己的任何理念或其他的内容,也应该先将理念忘掉,至少也要隐藏的深一点,既然想通过艺术作品来表达,首先必须先是艺术作品,而不是广告。《悲情城市》在拍摄前,绝没有想到要给拍摄点带来多少财富,如果想到的话,他也不会获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狮奖,更不会达到《悲情城市》和《海角七号》这样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果。

希望我们不要在追求侯孝贤感到罪恶感。这应该是侯孝贤的罪恶感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让艺术回归艺术,才能有更大的艺术效果。只有先取得艺术效果,才能带来其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将副产品当作正业来做,那就会本末倒置,最后的结果是正业和副产品都没有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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