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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偏南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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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赢者输”:于丹们赢在市场,输在学术圈  

2007-05-08 18:54:21|  分类: 社会万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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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日前,《中华读书报》发表文章,从更深的层次,纵论于丹们赢在市场,输在学术圈现象。

我以为:于丹的确不是学者,不久前她应台湾书商的邀请,前去台湾为其新书做宣传活动。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有赞成和反对的两种不同声音,没有一位专家学者出席,只有台湾名嘴陈文茜来主持。于丹被陈文茜称之为“涂了口红的孔子”。我以为这里有两种含义:一是古代的孔子被于丹现代化了;二是男人的孔子被于丹彻底改变了,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女子才涂口红。

虽然我们常讲一分为二和辩证法,但在我们的文化中和词汇之中,过去并没有“赢者输”这个词和理念;虽然我们过去也常讲对立统一,但在入世之前,也很少听到“双赢”这个词,因为我们崇尚的是“你死我活”的哲学观念。我想透过“赢者输”和“双赢”这样新词汇、新概念和新理念的输入,我们是不是也要重新梳理我们过去原有的一些观念何在那样观念指导下的一些行为和言论?对待于丹们的文化现象的反应,我们也有反思之必要。

近日,北大清华等校十博士在网上联名抵制“学术超女”于丹,甚至要求她从《百家讲坛》下课,并向电视观众道歉。一石激起千层浪,围绕于丹现象的网络大战狼烟四起。

十博士和其他一些学院派人士以学术的标准来看于丹、要求于丹,称其为“学术超女”“文化奶妈”,攻击其所讲《论语》为“心灵鸡汤版《论语》”;而于丹的“粉丝”或同情者、理解者则认为,于丹解读经典的方式通俗易懂,切合现实,满足了大众的精神需要(这必然也意味着被市场认可和巨额的经济收入)。后一种意见可以粗俗地概括为数量(接受者的数量和版税的数量)就是硬道理!但是说实在的,笔者见到的这些评论大多是泄愤之作,情绪有余而理性不足,基本上都属于“心灵鸡汤”式批评。

其实,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化生产理论看,围绕于丹现象展开的论争,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之间的一种争夺文化资本的斗争。

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已经成为一个相对自主的场域,文化资本也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资本形式。与经济领域赤裸裸地追求利益不同,文化生产场域(特别是那些由专家学者等同行组成的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奉行的常常是文化的非功利性和知识分子的超越性的神话,那些在文化生产场域追求赤裸裸的物质利益的人将失去同行的认可,这就是所谓的“赢者输”(the winner loses)逻辑或“颠倒的经济”(reversed economy)。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场除了与政治、经济等场域相对分离以外,其内部还分化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和“批量化的文化生产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特点是高度专门化,参与者的努力目标指向同行的认可,他们争夺的是高度专门化的、相对独立于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学术资本,这些专门化的文化场域可以称为抵抗商业或政治标准的“纯科学”或“为艺术而艺术”的场域;而批量化的文化场域更多地指向商业成功或大众趣味等“外在”标准,它们生产的是可以迅速地或现成地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文化商品。两个文化生产场之间为争夺文化资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在市场上赢得巨额利润的文化人,比如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几乎毫无例外地受到学术界同行的激烈声讨和批判,认为这些所谓的学术明星不是“真正的学者”,而是“文化奶妈”“学术超女”“学术超男”。其实,于丹及其粉丝与十博士以及其他以捍卫学术的严肃性、经典的本真性的人的争论,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生产场域的冲突的戏剧性体现。易中天、于丹在市场上赢了,但是他们的代价是在学术圈内输了;在大众那里赢了,在同行中输了。这就是所谓的“赢者输”。当然,说于丹、易中天在学术同行中“输”了,只是从学术标准看的,也有不少学者对于丹、易中天的解读方式进行了肯定,但是这种肯定都是集中在把经典大众化方面,几乎没有人认为于丹、易中天的解读是创造性的学术研究。

这方面,杨念群的见解是比较典型的。他认为:“于丹现象是主流媒体进行甄别选择后,又迎合了大众极度需要精神慰藉的心理而诞生的现象,其实从本质上而言与解读《论语》本身是否准确的学理性讨论已经没有多少关系。”这里值得玩味的是,他一方面对于丹的成名显得很宽容,但是另一方面却坚决地把她纳入“时尚文化”、“心灵鸡汤”的行列。他还比较说,“一名卓有建树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获得某种特定文化意义上的承认,但这种承认永远不会是大众化的承认,而更有可能是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圈子里得到同仁的评价,以作为辛苦劳动的回报。”

李泽厚的立场与此非常相似,一方面,他明确表示“我支持于丹。”并且认为于丹类似于“布道”的工作,是一个“布道者”,具有西方的布道者一样的功能:稳定社会、慰安人际,安贫乐道;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反复说于丹不是专家,“她是做普及化平民化的工作,她并不是专门研究孔子的专家学者,她只是在宣传孔子的思想,有点相当于西方的布道士。不要用专家学者的标准来要求她。”更有意思的是,当记者问李泽厚是否想过作一个“布道者”的时候,他显得急于要和“布道者”划清界限:“我从来没想过。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兴趣。”他接着还说:“如果我的书一下子销250万,那我就彻底失败了。我想王国维,他也会不情愿自己的书一下子就能卖250万吧。”可见,李泽厚很明确地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市场上的巨大成功不但不是专业成功的标志,而且恰恰是失败的标志。可见他宽容于丹的前提是:我不是于丹!如果我也像于丹那样在市场上大获全胜,就意味着我在同行中的彻底失败!(《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南方周末》2007年3月23日)

这又一次印证了“赢者输”的逻辑:李泽厚先生,还有很多其他的学者对于于丹的宽容有一个前提:于丹不是学者,而我是学者。换言之,于丹的赢是一个文化普及者在一个批量化的文化生产场的赢,是市场上的赢,对我并不构成威胁。这表明,一个在有限的文化生产场(简单说就是专家组成的同行学术界)越是有地位、有名望、有自信的学者,对于于丹就会越宽容。这就难怪许多支持或者理解于丹的人,恰恰是在学术界地位极高的前辈或者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之外还有任继愈先生等等),于丹的大红大紫威胁不到他们的地位。所以,他们大力肯定于丹的“普及工作”,却很少提及同行中新锐们的创新成果。

在我看来赢者输是很正常的现象。赢者通吃才是不正常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现象还是值得我们庆幸的:“赢者输”表明我们的文化场域开始了分化,不同的场域有了不同的游戏规则和资本形式。而文化市场场的这种分化还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因为不同社会文化领域的分化自治正是民主社会的主要标志之一。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文革”式的极权社会,就不可能出现“赢者输”的现象,而只会有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局面。在解放后屡次发生的文化学术运动中(比如评《红楼梦》,评《海瑞罢官》,评《水浒》等等),“红色专家”的那些大批判文章既是最最“学术”的,同时也是最最流行的。为什么?因为文化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场域统统都没有独立,它们全都一统在极权政治的天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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